格力“国转私”33年沉浮录：董明珠与高瓴资本的权力重构之路
2024年底，格力电器一则股东结构变更公告，在财经领域引发震动——珠海国资（格力集团）彻底退出公司前十大股东，这意味着这家有着33年发展历程的企业，正式从国企转变为私企。从1991年建厂到完成“去国资化”，格力在“铁娘子”董明珠与资本巨头高瓴资本的推动下，完成了一场关乎体制、资本与人性的深度博弈，昔日高喊“让世界爱上中国造”的国有品牌，悄然实现了权力的根本性转移。
从供销社维修站到国企巨头：格力的“红色起点”
格力的出身并不显赫。1985年，它仅是珠海市供销社下属的一家空调安装维修站，名为珠海海利冷气公司。1991年，企业迎来关键转折，正式转制并更名为“珠海格力电器有限公司”，由珠海特区国资委出资控股，自此踏入“红色国企”阵营。
凭借政府赋予的资源支持、政策倾斜以及畅通的信贷渠道，格力在“国家队”的助力下快速成长，迅速在空调行业站稳脚跟。然而，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，国企体制的弊端逐渐显现：行政化管理色彩浓厚、组织架构冗余、决策效率低下，这些问题让格力站在了发展的十字路口，亟需变革打破瓶颈。
董明珠的崛起：从营销部长到“格力代言人”
1994年，董明珠临危受命，出任格力营销部部长。凭借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果断的执行力，她仅用三年时间，就带领格力登顶空调行业霸主之位，奠定了企业在行业内的领先地位。2001年，董明珠进一步升任总经理，她强硬、严苛甚至近乎“不近人情”的管理风格，让她获得了“中国最难共事的老板之一”的称号，但也正是这种“铁血手段”，让格力成为中国制造业中少有的高毛利企业。
2016年，董明珠在央视节目中的一句“我就是格力”，不仅彰显了她对企业的绝对掌控力，更成为其个人与格力深度绑定的标志性宣言。彼时的董明珠，虽无格力股份，仅是职业经理人身份，但她深知，对企业的掌控权才是自己真正的目标，她要的不只是施展才华的舞台，更是决定企业未来的权力。
高瓴资本入局：隐身背后的“操盘手”
2019年，珠海格力集团抛出重磅公告，计划转让格力电器15%的股份，这一动作正式拉开了格力“国资退出”的序幕。此次股份转让的接盘方，是一家名为“珠海明骏”的企业。看似陌生的背后，珠海明骏实则是高瓴资本为此次交易专门设立的“壳公司”。
通过复杂的股权架构设计，最终对格力电器形成实际控制权的，并非高瓴资本本身，而是格力电器的管理层。作为中国私募投资界的标杆企业，高瓴资本由张磊创办，手握京东、美团、腾讯等多家巨头企业的股份，其典型操作模式是：以“财务投资者”的名义进入企业，却通过与管理层深度绑定，参与企业治理重构。
当时，高瓴资本公开承诺“不干预经营、不主导管理”，明确保留董明珠管理团队的主导地位。但业内人士都清楚，这不过是资本“隐身控股”的常规策略——高瓴真正追求的，并非董事会席位，而是通过赋能管理层、优化治理结构后，在未来退出时获得高额溢价。
据参与当年谈判的内部人士透露，“那轮谈判全程由董明珠主导，就连核心的价格谈判环节，也由她亲自牵头”。这也解释了为何交易达成后，高瓴资本极少干预格力的日常运营，而格力则在随后三年里，迅速推进管理层持股、组织扁平化等一系列“去国资化”举措，企业自此进入“无实际控制人”状态，决策权分散到多方主体手中。
从股权架构来看，作为珠海明骏的顶层决策机构，珠海毓秀由高瓴资本（持股49%）、董明珠掌控的格臻投资（持股41%）及其他方（持股10%）共同控制，形成“三足鼎立”的格局，而这一架构也为后续权力的进一步转移埋下伏笔。
管理层持股：权力落定与市场争议
2021年，格力电器推出史上规模最大的员工持股计划，总金额高达30亿元。在此次持股计划中，管理层通过“珠海格臻”平台集中认购，其中董明珠个人认购3000万股，出资超8.3亿元，占比27.68%，一跃成为企业实际控制人之一；其他7名高管合计认购368万股，占比3.37%。
由于董明珠个人认购比例过高，且持股计划的考核条件相对宽松，这一操作在当时引发市场广泛质疑，不少声音认为这是“变相福利”，存在利益输送的嫌疑。公告发布后，格力电器股价连续两日下跌，6月21日跌幅达4.79%，6月22日跌幅2.52%，两日市值蒸发超230亿元。
2022年的格力电器股东大会上，一位中小股东直接质疑：“这是不是在搞内部人控制？”面对质疑，董明珠毫不避讳地强硬回应：“我今天可以告诉你，如果我不控股，我明天就走！”她的话音刚落，台下便响起热烈掌声。据当时参会者在朋友圈分享，“那一刻，所有人都清晰地意识到：格力已经不再是国资的格力了”。
争议言论背后：董明珠的“去海归化”宣言
2024年3月，在一场行业论坛上，董明珠公开表示“企业绝不用海归派，海归里面有间谍”。这句话迅速冲上热搜，引发舆论哗然，网友纷纷猜测“是在影射华为吗？”“这是在嘲讽海归派管理层？”
事实上，这句争议言论背后，更多是董明珠多年来在资本与人事斗争中的情绪宣泄。在国企体系内发展期间，董明珠因非技术出身、学历普通，曾多次被排挤在核心“决策圈”之外；如今，她通过实际行动向外界传递信号：“控股公司不需要高学历，主导企业命运也不一定要靠海归。”
有趣的是，董明珠的言论与现实存在明显反差：她曾重点培养的高管王自如，本身就是海归派，还曾在2015年入选深圳市“孔雀计划”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项目；而帮助她实现格力“国转私”的关键力量——高瓴资本，同样有着浓厚的海归背景，创始人张磊毕业于耶鲁大学，高瓴资本成立的第一笔资金，也来自耶鲁大学的基金。
从国企管理者转型为私企老板，董明珠不仅掌握了企业控制权，还在2024年获得2亿现金分红，而这一切的实现，都离不开具有海归背景的资本与人才支持。
国资悄然退出：格力模式的行业样本意义
2023年，珠海国资开启减持之路，逐步降低在格力电器的持股比例；2024年，珠海格力集团彻底退出前十大股东，此时的格力，管理层平台与董明珠个人已成为实际的权力核心。
整个“去国资化”过程，没有引发激烈的舆论讨论，也未遭遇重大政治阻力，仅通过一系列公告和不被媒体广泛关注的“悄然操作”便顺利完成。对于这一结果，外界评价不一：有人将其视为“智慧的撤退”——国资通过资本市场实现退出，既获得了账面收益，又避免了企业因僵化治理陷入困境；也有人认为“这是董明珠赢了国资一局”。
事实上，格力这种“隐性私有化”的路径并非个例：中远海运旗下子公司通过股权激励，推动职业经理人上位；华润系推行“董事会+CEO”治理架构，弱化国资的直接管控；华侨城通过资本运作，降低地方政府持股比例，将更多权力交给市场。这些案例的共同之处在于，国家不再执着于对企业的绝对控制权，而是更注重企业的运营效率与资本回报，格力只是这一轮国企混改新阶段的典型标本。
格力转型之问：个人意志与资本力量的博弈
董明珠无疑是这场格力转型大戏的核心赢家。从销售部长到中国制造业的权力中心，她用三十年时间，凭借铁血的管理风格、对赌式的经营策略和对企业的极致控制，将格力变成了“属于自己的公司”，期间未借助裙带关系，也未直接依赖资本力量。
但在掌声背后，一系列问题值得深思：依靠董事长个人意志维系的企业，真的符合现代公司治理的要求吗？通过高瓴资本入局、国资减持套利的路径，真的能成为国企改革的“黄金模板”吗？格力的民营化，究竟是董明珠个人的胜利，还是体制为适应市场做出的妥协？
有人说，格力的转型是“一个时代的标志”，也有人认为这是“一个人的时代”。无论如何，更值得关注的是，在国企混改的浪潮中，下一个“格力”会是谁？下一场“国转私”的大戏，或许正在某个角落悄然酝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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