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言
《周易·系辞传下》曰:“《易》之为书也，广大悉段，这是对“长夏”的不完整理解。从中医文化学的备，有天道焉，有人道焉，有地道焉，兼三才而两之，角度来分析，“长夏”应该理解为:在一年当中的某故六”。按照这个思路分析，“长夏”这一概念也个时间段内，在地上的某个区域中，高温高湿的气象应该是“兼三才之道”，关于“天道”，天有五时(春、条件对人体脾脏产生的病理影响。可以看出，完整夏、长夏、秋、冬)；关于“人道”，人有五脏(肝、心、的“长夏”概念，应该包含着三重内涵，即“时间内脾、肺、肾)；关于“地道”，地有五方(东、南、中、西、涵”“地理内涵”“气象内涵”，这也正是本文探讨的北)。可以看出，“长夏”本身也是一个“立体式”的内容所在。
概念体系，单单把“长夏”理解为一年中的某一时间按照中医五行归类，关于“长夏”在中医五行中的对应关系，我们可以总结如下:时间--长夏、方位--中央、五气--湿气、五脏--脾、五行--土、五色--黄、五志--思。在上述五行归类中，本文从“天文学、地理学、气象学”这三个方面，重点探讨了“长夏”的“时间内涵”“地理内涵”“气象内涵”，试图以多学科的视角重新思考中医“长夏”。
001
长夏的时间内涵
“长夏”首先是一个时间概念，这也是目前学术界研究“长夏”的重点所在，本节首先对比思考研究了关“长夏”的多种时间界定，最终界定“长夏”为农历六月。在中华文化历史上，和“长夏”概念一直长时间并行的还有两个概念，即“小暑、大暑、三伏天”，对比思考研究这三个概念，可以看到，“长夏、小暑与大暑、三伏天”这三个概念有着极强的关联性。
1.1 长夏的时间界定--农历六月
既然思考“长夏”，那么就必须首先对“长夏”进行时间上的界定。目前关于“长夏”的时间界定主要分为五种情况:第一种是认为一年分为360天，平均分为五季，春、夏、长夏、秋、冬各占一季，每季72天；第二种是“长夏”分别主持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的季末18天；第三种是认为“长夏”为农历六月；第四种认为“长夏”其实并没有实际的天数；第五种认为“长夏”应该是同第一种那样的划分方法，但是一季分为73日5 刻。第一种情况和第五种情况其实本质是相同的，都是来源于古代的“十月太阳历”。“十月太阳历”把全年平均分为五等份，每份为72日或73日又5刻。关于第二种情况，就是《素问·太阴阳明论》指出的:“脾者土也，治中央，常以四时长四脏，各十八日寄治，不得独主于时也”。在这里表明“长夏”的另一种时间界定就是“四季每季的后十八天”。关于这一说法，本文赞同史佳岐的观点: “这是两种不同的五行模式下对应的结果，不能想当然的推论长夏与这四时末之十八日相对应。”“各十八日寄治”这种说法只是表达了“土治中央、脾胃为重、季节转换”这三层含义，况且该段文字并没有出现“夏”字，所以本文对这种说法不再进行讨论。同样原因，关于第四种情况，本文也不再进行讨论。在剩下的第一种情况和第三种情况之中，目前主流的观点是倾向于认为“长夏”就是“农历六月”。王冰注解《素问·脏气法时论》日:“脾主长夏，足太阴、阳明主治，其日戊己，脾苦湿，急食苦以燥之。”王冰认为:“长夏，谓六月也。夏为土母，土长干中，以长而治，故云长夏。”在这段中已经出现十月太阳历“其日戊己”的概念，王冰依旧认为“长夏”就是六月。同时在此处，林亿《重广补注典帝内经素问》也记载了古代医家全元起对“长夏”的理解:“脾王四季，六月是火王之处，盖以脾主中央，六月是十二月之中，一年之半，故脾主六月也。”也就是说，全元起也认为“长夏”就是六月。王冰在注解《素问·六节藏象论》中也认为:“所谓长夏者，六月也，土生于火，长在夏中，既长而王，故云长夏也。”张其成也认为“长夏”就是农历六月，而没有赞同“长夏”为第三个72日的说法。李经纬等主编的《中医大辞典》也认为:“长夏，农历六月。”《黄帝内经》(包括《素问》《灵枢》)一共出现“长夏”32次，其中包括4次“季夏”，这4次分别出现在《素问·风论》《灵枢·本神》《灵枢·经筋》《灵枢·五音五味》这4篇。查阅这4篇，本文认为“季夏”和“长夏”隐含的意思相同，所以不再对“季夏”单独讨论。综合以上观点，本文界定的“长夏”也是指“农历六月”。
1.2 中医“长夏”的相关概念--“小暑大暑”和“三伏天”
目前我国通用的历法是公历，公历是太阳历，是以地球回归年为单位标准的。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使用阴历，阴历是以月相周期制定的历法，以一个朔望月为一个周期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一直在运用“二十四节气”。“二十四节气”也是太阳历，和公历的本质是一样的，这也就是为什么“二十四节气”在每个公历年的日期基本上是固定的，前后最多偏差不会超出3天时间。阳历、阴历、二十四节气合在一起就是中国人独特的智慧“阴阳合历”，即农历。“二十四节气”第一次完整表述出现在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,同时在《淮南子·时则训》中又对十二个月进行了详细描述，在描述的内容中已经包括了“二十四节气”甚至是“七十二候”所要描述的"时候、物候、气候”等变化，这些内容同样记载在《礼记·月令》中。虽然完整的“七十二候”记载于《逸周书·时训解》,但是通常认为《时训解》应该是汉代人依照《礼记·月令》等著作进行的改易增附的内容，所以我们还是依照《礼记·月令》来解读“二十四节气”和“七十二候”:小暑--“温风始至，蟋蟀居壁，鹰乃学习”；大暑--“腐草为萤，土润溽暑，大雨时行”。
和“长夏”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概念，即“三伏天”，所谓冷在三九，热在三伏。“夏至三庚便数伏”，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为头伏第一天，夏至后的第四个庚日是中伏第一天，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是末伏第一天，并且规定头伏和末伏都是10日，这就造成了每年的中伏会出现或者10日或者20日的情况。谚语道“小暑大暑，上蒸下煮”，高温、多雨、潮湿、闷热、蒸腾，这些都是“三伏天”的典型特征。“三伏天”的概念是基于“天干地支历法”，十天干指的是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，十二地支指的是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西、戌、亥。十天干配合十二地支共有六十种组合，这种组合适用于年、月、日、时。如果从天文历法的角度来看，天干地支历法应该是一种独特的“阳历”，因为有一种说法是十天干指的是十月太阳历，而十二地支指的是十二太阴历，也就是说天干地支历法描述的是“日一地一月”这三者运行的规律体系。查看日历，每年的“长夏”“小暑大暑”“三伏天”在时间上几乎都是重合的，这也说明古人早就认识到这三者在气象上的相似性。关于“长夏”与“小暑大暑”以“三伏天”的关系，弓明燕等认为:“长夏应该包括小暑与大暑两个节气，也正是三伏天的初伏与中伏这个时段。”“长夏”时间的界定对“五行”概念的形成意义重大，“春、夏、长夏、秋、冬”这才是完整的“五季”，正如张登本所说:“正本清源，五行学说的源头只能是一个，这就是五季说”。
002
长夏的地理内涵
“五季说”是“五行说”的重要源头，但是“东、西、南、北、中”等“五方说”也是“五行说”的另一个重要源头，时间和空间的结合才是完整“五行说”的理论基础。在《素问·异法方宜论》中指出了“中央者”这一概念，但是并没有给出“中央者”的具体范围。按照“五行说”归类，时间“长夏”、地点“中央者”、五气“湿气”是归为一类的，这就需要我们从中医文化学的角度来探析“长夏”的“地理区域”。通过地理学的视角界定，“中央者”的地理区域其实指的就是“中原”，广义的“中原”指的是以洛阳至开封一带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，狭义的“中原”指的就是河南省，而郑州在本文中从中医文化学的视角来看，可以作为“中央者”这一中医文化代表性具体地点。
2.1 中医理论之“五方”概念
《素问·异法方宜论》中指出，“东、西、南、北、中”等"五方”不同地区的地理环境、气候差异、诊断治疗，可以看出这是一篇地理医学论，篇中指出:“中央者，其地平以湿，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”。篇中把当时能够研究到的地理范围分为“五方”，并且以中原地区为“中央”。关于“东、西、南、北、中”等“五方”也出现在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中，说明《黄帝内经》是非常重视“五方”的。甚至在《素问·五常政大论》中也指出:“西北之气散而寒之，东南之气收而温之，所谓同病异治也。”辨证论治辨的是“天、地、人”，“地”指的就是“地理环境”。回顾文献，“五方”的概念可能最早要回溯到河图洛书之中，考古发现，安阳殷墟的大墓多呈现“亞”字形状，这说明在商代已经形成了“五方”的模糊概念，也就是后世“五行”理论的最早源头。到战国至秦汉时期，“气一阴阳一五行”这一中华传统文化的权威理论体系逐渐成熟，并且渗透到包括医学在内的学术各界,在这个过程中，“五方”和“五行”也逐渐融合在一起。为了探析“中央者”的区域范围，我们可以尝试从另外一个视角，即地理学的角度和思路来解读这一问题。
2.2 中医文化学“中央者”指的就是“中原”
我国地处欧亚大陆的东端，从地形地貌上来看，大致呈现出西高东低的三级阶梯状分布。第一阶梯是青藏高原(包含柴达木盆地)；第二阶梯包括内蒙古高原、黄土高原、云贵高原、塔里木盆地、准噶尔盆地、四川盆地:第三阶梯包括东北平原、华北平原、长江中下游平原，以及辽东丘陵、山东丘陵、江南丘陵。参照“中央者，其地平以湿”，就可以很容易把“中央”的位置锁定在华北平原之内。华北平原又称“黄淮海平原”，地处燕山、太行山、淮河之间，可以看出这个平原的范围是极为广阔的。在历史文化意义上，有一个词汇和“中央者”以及华北平原有着深刻关联，那就是“中原”。中原，又称华夏、中土、中州、中华、中国，广义的“中原”指的是以洛阳至开封一带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，狭义的“中原”指的就是河南省。在夏商周乃至秦汉时期，中原地区一直都是中华文化精华之所在，“中原”一词蕴藏着丰富的文化意义。按照这个思路来理解，广义的“中央者”指的就是以洛阳至开封一带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，狭义的“中央者”指的就是河南省。自古有云“得中原者得天下”，反思这句话，古代冷兵器时代，中原地区一马平川，其实这并不利于政权的稳固，这是因为无险可守。如果从文化的意义来讲，“得中原者得天下”的这个“中原”也可以理解为某一个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具体地点，比如十三朝古都洛阳、八朝古都开封、七朝古都安阳、夏商古都郑州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一个政权能够攻占这几个具有象征性意义的都城，就算是取得了政权合法性，这就是具体地点层面上的“中央者”。
2.3“中央者”的中医文化代表性具体地点--郑州
正如上文所论述，无论是广义的、狭义的，还是具体地点层面上的"中央者”，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，而更多的是一个文化概念，中医文化当然包括在里面。下文试图结合“郑州”这一具体地点，来解读“中央者”这一概念。首先，从历史和文化意义上来分析“郑州”的独特位置，正如上文所说，“中原”指的是以洛阳至开封一带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，狭义的中原指的就是河南省。注意这里的“洛阳至开封一带为中心”这句话，查阅地图就会发现，郑州几乎正好位于洛阳和开封正中间，也就是说郑州几乎是“洛阳至开封一带为中心”这个地区的“正中心”。其次，从黄河来说，按照目前国家地理标准的界定，从黄河河源到内蒙古托克托县河口镇为黄河上游，从河口镇到河南郑州的桃花峪(花园口站)为中游，桃花峪(花园口站)以下为下游，可以看出，以桃花峪为标志的郑州正好处于黄河中下游的分界点。桃花峪这个分界点意义非常大，因为这涉及到另外一个重要概念，即“二十四节气”，这是我国古代特殊的阳历体系。而“二十四节气”恰恰是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参考区域的，而黄河中游和下游的分界点恰恰就在郑州的桃花峪，这也就是郑州为"中央者”的另一个佐证。“小暑大暑，上蒸下煮”，以及大暑节气的“大雨时行”，这些都完全应验了黄河中下游的分界点“郑州”处于“中央者”。最后还有两个历史故事来证明郑州的特殊地理位置，一个就是传说中《黄帝内经》的作者--黄帝，黄帝曾经建都于现在的郑州新郑市，“受国于有熊”, 现在郑州市还在那里建立了新郑市黄帝故里风景区来纪念黄帝。无论以上传说真实与否，以黄帝的名义著成的《黄帝内经》中“中央者”定位于“郑州”也是合情合理的。这就是《帝王世纪》记载的"以土承火，位在中央，故日黄帝。”还有一个传说就是五岳之一的“中岳嵩山”，而中岳嵩山恰恰位于郑州登封市，郑州“中央者”的地位再次得到体现。这里需要交代一个问题，如果从纯粹地理学的角度来说，我国的地理正中心--大地基准点(我国经度和维度的起算点和基准点)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永乐镇石际寺村,在当时确定这个基准点的时候对西安、洛阳、武汉、兰州、重庆等地都进行过考察和测定，这五个地点各有其代表意义，但最终还是选择在永乐镇石际寺村。而本文所探讨的“中央者”- 郑州，也是有着特定的内涵，主要是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界定的。
003
长夏的气象内涵
从《黄帝内经》开始，“长夏”这一概念一直受到中医界的重视，最重要的原因其实还是“长夏”时节所展示出来的气象特征“高温、高湿、多雨、潮湿、闷热”，特别是对人体脾胃脏腑生理病理的影响，这就是“湿困脾气”。研究“长夏”气象必须结合气候、天气这两个方面综合分析，这三者的关系大致可以总结如下，即:“气候是大气的长期状态，也就是大气长时间内气象要素和天气现象的平均或统计状态”。气候、气象、天气这三者是密切相关的。从气候来说，中原地区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区，“夏季高温多雨”，我国东部夏季雨带由南至北大约7月中旬到8月中旬是华北雨季，中原地区在这段时间内极易发生短时间、强对流、大雨乃至暴雨为主的降雨气象。从天气来说，正是因为“高温酷暑”和"大雨时行”的原因，长夏时节的天气状况展现出“高温、高湿、多雨、潮湿、闷热”的特征。从中医理论来看，这样的天气状况对人体来说极易产生“湿困脾气”的影响。下文通过现代气象学的统计方法，以“中央者”地区为例，一方面探析了“长夏”时节“中央者”地区“高温酷暑”以及“大雨时行”的缘由，另一方面也对“高温高湿”对人体生理病理的影响进行了分析。
3.1“长夏”气象之“高温酷暑”与“大雨时行”
按照目前我国气候学的标准，中国大致可以分为温带季风气候、温带大陆性气候、亚热带季风气候、热带季风气候、高原高山气候这五大类型。其中的温带季风气候区域主要包括华北平原、东北平原、黄土高原。温带季风气候的主要特点就是:夏季高温多雨，冬季寒冷干燥，四季分明。从上文“中央者”的地理位置可以看出，“中央者”正好处于温带季风气候区域，夏季高温多雨正是这个地区的气候特点。“气候”一词的英文climate来源于希腊语中的klima 词，这一词的原意就是“倾斜”，指的就是地平线上太阳光线的角度。古希腊人早就意识到各地的冷暖与太阳光线的倾斜角度有关，倾斜角度越小，则当地越寒冷，倾斜角度越大，则当地越暖热。中国的“气候”一词，来自于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候，起源于对黄河流域的天文、地理、物候的整体观察和记录。关于气温，排除地形因素、海洋和大气环流、人为影响等因素，各地某个时段的气温主要决定于太阳高度角和昼夜长短的变化。“夏至”是每年的公历6月21日或者22日，就在这一天太阳直射北回归线，太阳黄经到达90。,这一天北半球白昼最长、黑夜最短，也就是预示着夏天的真正来临。从我国的地理位置来看，我国大部分地区位于北回归线以北，考虑到地面热量收支的消长变化，从“夏至”开始整个地面热量的吸收大于热量的散发，大概在一个月后(即小暑末大暑初)，整个地面温度达到最高值，这就是“长夏”时段高温的原因所在。也就是说，“长夏”期间我国绝大部分的地区都会接收到一年当中最强的太阳照射，全国平均温度也达到一年当中的最高值。“长夏”期间，“中央者”当然也是达到了一年当中的气温最高值。正是“长夏”期间有如此高的温度，才使得“长夏”高温酷暑、大雨时行、湿困脾气的特征成为可能，因为太阳的热量分布是地球上热量分布的最终决定性因素。
关于“大雨时行”，如果按照王冰和李经纬的观点，长夏即为农历六月。“长夏”重要的的气象特征之一就是“降雨频发”，也就是二十四节气“小暑大暑”里面描述的那样“大雨时行”。关于“大雨时行”这一现象，我们可以从现代气象学的角度来解读这一问题。从我国东部地区来说，在东亚夏季风影响，东部雨季带呈现出由南向北推进的走势，4月上旬到6月下旬是华南前汛期，6月上旬至7月中旬是江淮流域梅雨季，7月中旬至8月中旬是华北雨季。从这个雨季推进图可以看出，7月中旬至8 月中旬左右，在华北地区极易发生短时间、强对流、大暴雨为主的降雨气象现象，以郑州为中心的“中央者”正好处于这个区域之内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“小暑大暑”期间黄河中下游流域会出现“大雨时行”的气象现象，这也正是“长夏”期间“大雨时行”的原因所在。关于这一问题，其实早在《素问·五运行大论》中已经的非常明白:“中央生湿，湿生土......其政为谧，其令云雨，其变动注，其眚淫溃。”“淫溃”指的就是因为大雨时行导致的土崩地裂，这说明古人对这一区域的气候特征早就有详细的观察和记录。而在2021年发生的震惊全国的河南郑州“7·20”特大暴雨灾害，就是正好出现于2021年7月17日至23日这7天时间之内，这7天正好处于当年的农历六月“长夏”时节、小暑末大暑初、初伏末中伏初，这些时间节点正好和“大雨时行”相互印证。
3.2湿困脾气
在上文“高温酷暑”和“大雨时行”的基础之上，本文以郑州地区的天气现象历史统计数据为例来论证上述观点。“中国天气网”官网给出的郑州地区1971-2000年7月份天气数据统计结果如下，平均最高气温31.8℃,为全年最高；平均降雨量155.5mL,占全年平均降雨量(632.3mL)的24%;平均降雨天数11.6d,为全年最多;单日平均降雨量为13.4mL,按照中国气象局的官方标准，这个降雨量属于“中雨等级”。但是，现实中降雨不可能如此平均，复杂的气象条件会使得降雨集中于某一个时间段内的某个地区，这就极易发生大雨乃至暴雨这样的极端气象现象。长夏时节高温、多雨，这正是天气潮湿、闷热的直接原因，也就是高湿。从“湿困脾气”来说，《素问·脏气法时论》日:“脾主长夏，足太阴、阳明主治，其日戊己，脾苦湿，急食苦以燥之。”李东垣在《脾胃论》中也指出:“时当长夏，湿热大胜，蒸蒸而炽，人感之多四肢困倦，精神短少，懒于动作，胸满气促，肢节沉疼。”中医极为重视长夏的“湿气”，脾(胃)为后天之本，喜燥恶湿，即“脾苦湿”。长夏时节外湿最盛，很容易困遏脾气引起湿浊内生，而一旦水湿痰饮内生又会反过来困遏脾气，最终影响脾气正常功能的发挥，进而产生一系列的人体病变。据相关人体观测实验显示，最怡人的室内温度湿度如下:冬季温度为18~25℃,湿度为30%~80%;夏季温度为23~28℃,湿度为30%~60%。还以郑州地区为例，据笔者统计，郑州2021年7月平均温度为32.3℃,平均湿度更是达到78%。无论是从温度还是湿度来看，2021年郑州7月份的天气都是“高温高湿、湿热交加、上蒸下煮”，这也正是李东垣所说的“时当长夏，湿热大胜，蒸蒸而炽”。公历7月包括了“小暑大暑”这两个节气，这和每年的长夏时节、初伏中伏基本上是相符的，这个时间段湿热交加，极为容易发生湿困脾气。
004
结 语
本文从多学科思考中医“长夏”，得出结论，“长夏”是一个立体式的复合型概念，本身就应该包括“时间内涵”“地理内涵”“气象内涵”这三重内涵。从中医文化学的角度，“长夏”指的是农历六月(即小暑大暑以及初伏中伏)期间，在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地区，由于“高温酷暑”以及“大雨时行”的气象条件，引发了“高温高湿”的气象现象，由此也对人体产生了“湿困脾胃”的生理病理影响。
“长夏”的时间内涵为农历六月，这已经是学术界主流观点，“长夏”的地理内涵为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地区，这也是符合实际情况和文化习俗的。但是“长夏”的气象内涵还需要客观和辩证的看待。由于我国幅员辽阔，且各地地形复杂多变，从全国气象数据来看，在夏季比中原地区温度更高、湿度更高的地区还是很多的。之所以会出现理论与实际的偏差，主要还是因为本文只是从中医理论体系和中医文化学的角度对“长夏”进行了多角度分析，并且结合《黄帝内经》《淮南子》《礼记》等古典文献对“长夏”进行了印证性分析，也就是说，“长夏”丰富的文化内涵远比其量化指标更加有意义。
本文原载于中医学报2024年1月10日第39卷第1期总第308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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